前言

      本次展览从历代存世画作中，选出30幅左右经典读书图进行展示和解读。这些代表作各自在某些方面留存珍贵信息、蕴含独特价值，对揭示和阐明中华文献的载体变迁、文本创新、形制演化、装具迭代以及阅读的风气流变、环境营造等，具有再现细节、还原现场、确定发展关键节点等重要而特别的学术意义。

       此展览生动地传承和弘扬中国博大精深、优雅绝伦的书画艺术、阅读文化，给我们带来美感与书香的双重熏陶，吸引我们欣赏古典艺术、走近传统文化，唤醒我们爱上阅读、重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。

       希望在展览的启发下，我们能够添加名画为友、领悟阅读之美，成为学习型、审美型公民，共同建设书香社会、文化强国。

01 汉唐之风

孔子见老子

—汉代—

作品解读

       孔子见老子是常见的画像石题材，足见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。在此图中，除孔子、老子外，还有一个小孩，当为项橐。“孔子见老子”和“孔子师项橐”本是两回事，但是后人将这两个传奇事件作了融合，就变成三人处于同一画面。

      孔子见老子的本来目的是向老子请教礼，因孔子主张恢复周礼，有些疑惑，便问礼于老子。后人基于孔子是儒家的代表、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这个事实，将这次相会升华为儒道交流高度，大大提升了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。

项橐是春秋时期莒国（今山东日照）的神童，7岁时巧遇讲学路过的孔子，孔子问项橐：天上有多少星辰，地上有多少五谷，项橐答曰：一天一夜星辰，一年一茬五谷。项橐是中国古代“脑筋急转弯”游戏的创始人，随后他问了孔子一连串脑筋急转弯的问题，如：每天马蹄抬起多少次？人的眉毛有多少？鸭子为何能够浮于水？等等，然而无论孔子怎么回答，都被项橐找出漏洞或者反例，难倒孔子。孔子赞赏项橐的机智，谦虚地拜他为师，这件事情被写入《三字经》：“昔仲尼，师项橐。古圣贤，尚勤学。”项橐因是圣人师，而被后人称为圣公。“孔子见老子”图案中的项橐手指两只鸟，可能就是在问鸟为什么能鸣叫？然而也有专家认为那是雁、雉之类的野味，为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品，称作“贽”或“贽敬”，《左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云：“男贽，大者玉帛，小者禽鸟，以章物也。”

      图中孔子和老子的随从皆躬身并两手平捧竹简，表明当时携简阅读已比较普遍，犹如今天人人随时随地查看手机，简牍也兼具身份象征和礼器的作用，持简体现文士身份和会客礼仪。

讲经图

—汉代—

作品解读

       这幅图的亮点是左二这位讲学者，他是位大鼻子的胡僧，还横举着一部简册，生动地诠释了东汉佛学东传的情景。其执简姿势说明，当时的部分佛经，尤其是胡僧从异域带来的佛经，很可能是横写的，沿袭了贝叶经的书写习惯，或者就是穿钉在一块的贝叶经。听众双膝跪地、双手捧简，显示了讲经的隆重庄严。简略宽于肩，表明了当时竹简的长度。

儒生捧卷阅读图

—汉代—

作品解读

       此图的价值是出现了挂着的简册，和“牛角挂书”这样的典故集合起来，说明上古简册的存放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挂着的，如此还有通风防蛀的效果，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全是卷成轴状平放的。那时的藏书室很可能是密集地挂着简册。

高逸图

—唐代—

 孙位  《高逸图》局部绢本设色

45.2cmx168.7cm

上海博物馆藏

作品解读：

《高逸图》是现有的屈指可数的唐代画作之一。此画递藏有序，宋代即入内府，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“孙位高逸图”，著录于宋徽宗的《宣和画谱》里，画上钤印“宣和七玺”。1922年，此画从清宫流散于东北民间。建国初期，经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批准，上海博物馆花3万元巨资，从清末一皇族手中购得，为镇馆之宝。

作者孙位是唐代著名画家，相传其擅长画龙画水，但《高逸图》是其唯一存世的作品，画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“竹林七贤”，与宋代“竹林七贤”石刻以及南京出土的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》砖画上的人物神态、服饰及手持器具有类似之处。可惜的是目前画面仅剩四人，经考证，自右至左分别是山涛、王戎、刘伶与阮籍。古代以右为尊，山涛在七贤中年龄最大，所以居右，并出列单独另坐，以示尊贵。画中人物、器具刻画细致，线条多变流畅，用色浓淡相宜，迄今仍鲜亮生动。

       这幅画最有意思之处是生动展示了魏晋时期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是如何读书的。居于画中右边第二位的王戎，出身于当时非常显赫的士族琅琊王氏，是标准的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。他右手执如意，左手搭在右手上，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卷帙，里边有五卷书，三卷放在一边，置于中间的两卷似乎正要阅读。卷的长短约为一肘之长，为小卷轴，即那个时代的微型书，可藏在袖中携带，称为肘后书。卷帙的一端绑带呈“个”字形。其身后的仆人双手捧着另一个卷帙，颜色为白色黑带镶砖红边，里边也有五卷书，绑带也呈“个”字形。卷的长短与肩膀同宽，为大卷轴。仆人腋下还夹着一个书匣，可知这两个卷帙都取自于这个书匣，书匣的大小应能容下大卷轴，而且分量不重。这幅画与阅读史、藏书史的莫大价值和珍贵之处，在于展示了唐代卷帙（书帙）的内外细节，以及书帙、书匣的颜色、大小和轻重，说明了书卷装于书帙、书帙装于书匣的关系，还揭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，书帙的长短要么和人的小臂尺度相近，要么和人的肩宽相近。

      在七贤中，王戎年龄最小、家境最富，为体现他的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身份，画家在他的右后方绘制了假山和芭蕉，寓意家（假）大业（叶）大。他戴着金冠，坐在一块四边都是圆形铜钱图案的毯子上，毯子四周压着商家常用的秤锤，右前方还放着一个精美的香炉，这些器物进一步强化了他出身商贾之家、家境殷实的背景。

       当然如意和书卷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，这两样东西不仅塑造了王戎爱读书善清谈的特点，也烘托了他既富且贵的不凡身份。

蓬莱飞雪图

—唐代—

杨升  绢本设色 

75cmx68cm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作品解读：

保护古籍的装具函套，一般被认为源于元代，但是这幅被划定为创作于唐代的画中，房屋中厅的桌案上却赫然摆着由四合函套包装的书册，将函套的产生年代大大提前。

因为是个孤例，或许也可以从函套的发展史，证明此画或许并非创作于唐代，有继续甄别其年代的必要。

伏生授经图

—唐代—

王维 绢本设色

25.4cmx44.7cm

大阪市立美术馆藏

作品解读：

       伏生，名胜，字子贱，自幼嗜古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对《尚书》研读尤精，为儒学博士。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伏生冒着生命危险，将《尚书》藏于墙壁夹层。秦末兵起，伏生流亡异乡。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，伏生返回故里，其所藏《尚书》已损失大半。汉惠帝四年（前191年），废“挟书律”，伏生掘开墙壁，整理余下的28篇，传授于齐鲁之间。汉文帝时，求天下能治《尚书》者，闻伏生藏书事迹，乃欲召见，然伏生已年逾九十，不能赴京，汉文帝便遣太常使掌故晁错上门求教。

      《伏生授经图》画的是伏生向晁错授经的一幕，相传为唐代王维所画，为宋代内府秘藏，被《宣和画谱》著录，南宋高宗题"王维写济南伏生"，钤"宣和中秘"印，现藏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馆。此图究竟是否王维所作，历来存疑，《宋画全集》将其收入，视为宋代作品，是保守稳妥的判断。

        画中的伏生是一个年逾九十的白髯老者，著一头巾，头微左侧，赤裸肩背，骨瘦如柴，肩上披纱，身穿心衣，坐于蒲团之上，右手持卷，左手指点，双目圆睁，似冒着暑热，传经正讲到紧要之处。此画人物自然，案几、蒲团、砚台、毛笔等刻画细致，线条优美，而且案几旁边还有一个书帙，里边裹着竹简，这些器具都比较粗糙，比较适合汉代的生产力水平。但是此画只有伏生一人，不及明代杜堇所画《伏生授经图》有更多人物、更多细节，讲述了更完整的故事。不过杜堇所刻画的伏生，其瘦弱干瘪的形象，似乎也借鉴了王维的作品，两者相当神似。

       汉景帝时期，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，发现了另一部《尚书》，比伏生所传《尚书》多出16篇，但因为没有伏生的解读，既不能读，也无人能解，谓之“逸书”。因此后世学者称“汉无伏生，则《尚书》不传；传而无伏生，亦不明其义”，赞誉伏生为“尚书再造”。

       伏生所传授的《尚书》，用隶书抄写，相对于秦朝小篆，这种字体被汉代称为今文，并把用隶书记录下来的经书，被称作今文经，相应地，伏生传下来的《尚书》，被称为《今文尚书》。而孔壁发现的《尚书》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，被称之为《古文尚书》。

       可惜的是，西晋永嘉年间战乱，今文、古文《尚书》全都散失了，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尚书》，是在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的包括《今文尚书》33篇、《古文尚书》25篇的合编本的基础上整理的。

      《尚书》，最早书名为《书》，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分为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，是儒家核心五经之一，又称《书经》。“尚”即“上”，《尚书》就是上古的书，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。伏生不但自己爱护《尚书》、传播《尚书》，还培养了欧阳生、夏侯胜、夏侯建等一批高质量的弟子，开创并壮大了今文经学，对儒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具有传奇性质的杰出人物。

       2021年年初，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系列节目“典籍里的中国”，第一集讲的就是伏生护书、授经的故事，伏生的事迹再次得到广泛传扬。